数年前，欧洲议会代表团在北京访问时，问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：欧洲的官员怕议员，议员怕选民，中国的官员怕什么？田纪云实话实说地回答：中国的官员怕上级。

一语中的，戳穿了中国官场习焉不察的通病和体制弊端。中国有权决定官员前途命运的，不是实践操作中的人大，更不是所谓主人的人民群众，而是手握重权、位显职贵的上级官员。

封建时代的李鸿章只怕慈禧太后，当今的权力格局也类似，乡镇干部只怕县里干部，县里干部只怕市级干部。湖南省嘉禾县委书记牛气十足地搞祸国殃民的强制拆迁，就因为“郴州市委主要领导”大力支持他，为他撑腰。他调到嘉禾县当书记前，也强制拆迁过，就全没事。

干部体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，滋长了上下级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。故惟上媚上，成百行不怠、屡行屡验的规则。官员对上如狐如兔，对下则如狼似虎。有的领导依照交易原则和施恩图报心理，平日盼过春节，因为自有下级官员来表心意、献殷勤。不巧患点小恙，也自有门庭若市的慰问者，此时情意物化，送点礼金补品，既免苞苴公行之嫌，又富人性味，施受双方心照不宣，显得理所当然。

管理者与被管理者，存在着许多潜规则。而最重要的一条是，有权就有话语权、就有无可辩驳的真理，上级领导一切都是对的，错的只有下属。领导从来不知反省道歉、内疚忏悔为何物，不管给草民造成多大伤害，给集体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，都仍然若无其事，恬不知自责愧疚，没有为未尽责任而不安的道德。其良心早已被涂上厚厚的权力油脂和世俗尘翳。只知要权力，不要义务，更不要责任。

何日起，权力的授予、运行和运作结果，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监督，则权力的蜕变和滥用将减少。